能源转型核心在哪里

　　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三大全球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面对着要同时解决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人民福利增进、改善生态环境、缓解能源供需压力、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国际责任等诸多难题，如果按照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那无疑中国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如果重复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极有可能被锁定在“能源—技术—制度—社会组织”体系的链条当中，进而陷入“黑色发展”陷阱。因此，全球挑战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以通过能源革命和技术、制度创新，打破传统的“能源—技术—制度—社会组织”体系，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世人看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直在下大工夫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和壮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处境大为改观，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从“追随者”向“领先者”的角色转换，全球挑战确实正在转化为中国的机遇。

　　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新能源 “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经济复苏、缓解能源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过去几年中，G20国家主导了全球新能源投资，G20国家的新能源投资接近全球新能源投资总额。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新能源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的新能源投资在2009年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新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非化石能源标准、能源强度标准和碳强度标准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促进能源发展方式转变，强化节能减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约束性作用。中国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碳强度下降40%～45%。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1.4%，能源强度下降16%，碳强度下降17%。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能源的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改善能源结构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新能源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市场创造效应、能源替代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但也应该看到，能源行业是一个基础行业、依附性行业，能源转型取决于一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相反。经济复苏、发展模式转型和角色转换，需要广泛而深入的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仅仅依靠新能源投资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尚不足以让中国领先世界，新能源也无法承载中国成为“领先者”的重任。

　　正在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既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第一个规划，也是中国追求绿色发展的第一个规划，更是中国参与绿色工业革命，实现绿色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就能源而言，中国的经济转型实际上也是一个能源替代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增长通过生产要素(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管理等)的投入来实现。在能源和资源约束下，发展低碳能源，减少传统能源消耗意味着必须增加资本投入，创新技术和管理来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中国仍然实行能源低价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能源价格的改革，让能源反映其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刺激新能源投资，引导能源和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合理流动，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转型。

　　各种能源形式都是已经客观存在的并给人类提供能量的物质，其本身无所谓“清洁”与“肮脏”之分。作为生产对象和消费对象，能源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取决于人类的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清洁”还是“肮脏”。例如，煤的含碳量高，直接燃烧、过度开采煤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相反，核燃料具有放射性，但由于人类在生产和使用中充分考虑到安全、清洁的要求，核能成为清洁能源的重要形式。

　　可见，能源革命的核心在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革命。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于粗放，没有充分考虑其负外部性和环境成本，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乃至地缘政治冲突。因此，能源革命不仅包含增加新能源投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也包含人类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革命：清洁生产和清洁消费。

　　西方工业国家大部分已实现了能源转型，即固态能源(煤炭)—液态能源(石油)—气态能源(天然气)，但中国仍严重依赖煤炭和石油。中国在未来仍将大规模地使用煤炭，对煤炭的清洁利用任重道远。中国需要在致力于新能源发展的同时，通过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革命，应对全球挑战。